早在2003年，时任美国药监局（FDA）局长的马克·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在首届国际仿制药研讨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Generic Medicine）上就曾指出，美国承担了全球新药研发的大部分成本，并对欧洲的药品价格管制提出批评，认为其他高收入国家应为药品研发支付更多费用。
近日，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曾任美国卫生部助理部长的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与现任“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简称AFPI）健康美国中心副主任的查理·卡泰比（Charlie Katebi）联名发表观点，强调美国不应承担大部分药物研发成本。他们指出，当其他国家系统性地降低药品费用支出时，全球范围内的药品研发和创新都会受到影响。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国家药品定价政策指南》，旨在帮助各国，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制定适合的药品定价策略。该指南于2020年更新，涵盖了10种定价策略，包括外部参考定价、招标与谈判、集中采购等。此外，近期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国际药品支出管理经验》（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Pharmaceutical Expenditure: A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对国际药品费用管理的实践进行了系统性整理，除定价和报销策略外，还探讨了影响处方者和患者行为，以及规范行业实践的措施。然而，这些方法的有效实施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以及相关领域技术专家的充分参与。
一直以开放药品市场自居的美国也在各方压力下迈出了第一步。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首次允许联邦医疗保险就部分品牌处方药的价格进行谈判，旨在减少美国消费者和政府在药品价格上的过度负担。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在药品价格管制方面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曾发表文章《国际药品价格谈判框架的对比分析》（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Drug Price Negotiation Frameworks），详细对比了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在内等8个发达国家的药品价格谈判框架，旨在为美国的药品价格谈判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