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dcock 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临床试验固然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事业”，但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也是一门商业”（it is also a business）。
谈及美国在维持与扩大临床试验规模上遇到的障碍，Woodcock 坦言：“我们在美国面临这一切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一种学术行为（academic exercise）。” 她强调，如果将临床试验视为一项商业活动，其运行必须具备极高的可靠性与稳定的资金保障，本质上需要打造为一台为患者高效服务的“机器”（a machine that works for people）。
针对如何筹措与分配资金，Woodcock 提议打破传统的科研资助范式。她认为，最有效的资金来源应当是经济发展倡议（economic development initiatives），而非传统的科研资助（traditional research grants）或监管激励措施。临床试验机构应当积极寻觅非传统资金渠道，例如向美国商务部（DOC）或者州级、地方的经济发展实体申请支持。如果联邦政府对临床试验流向中国等海外地区感到足够担忧，就应当设立一项全国性的支持计划，且“支持不能是逐年拨款...那根本行不通。”
她将这种模式与各地建设生物技术孵化器进行对比：“每个城市都有生物技术中心（biotech hub）和生物技术孵化器（biotech incubator）...却没有投资于临床试验网络或培训，这大概是因为临床试验此前从未被当作一项产业来推介（has never been presented as an industry before）。” 她认为“这种孵化器模式完全适用于临床试验，可以向各州提供建立孵化器的专项补贴。”
不能变的是对合规的坚守：东欧“教训”
从Woodcock的言论可以读出，她认为仅靠 FDA 在监管端“减负”或加快审评速度尚不足以维持竞争优势。监管流程的提速必须配合基础设施端的产业化转型。通过引入联邦与地方经济资金、建立“临床试验孵化器”并提供长期的产业政策支持，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匮乏与网络分散的问题。
